发布时间：2013-01-21 | 来源：人民日报 | 责编：
编者按：七连增，八连增，九连增……全国粮食连年增产支撑着我们的发展，然而务农有效益吗?吃亏吗?得实惠吗?10年后收入能倍增吗?这些问题让关注“三农”的人们时时牵挂。
本报记者走基层，在河南延津蹲点调研，所见所闻喜中有忧。中央加大财政投入，地方出台配套措施，支农力度空前加大。但农民也有苦衷：种地也就“裹得住”温饱，要“有效益”、“能致富”，制约与难题还不少。这个产粮大县的忧喜提醒我们：只有让农民种地不吃亏，得实惠，才能保障粮食安全，让农业强起来、农民富起来。
第一场雪落之前，我们来到了延津。
延津，豫北一个普通的农业小县。全县总人口48万，87%是农民，可用耕地人均两亩。
地少，并未影响农民种粮的热情。“能种的地方都种上，四米路掉两米宽。”
种粮食，“合理利润”如何保?
王楼乡乔杏庄村。乔纯军的家院子不大，住着一家6口，房子是十多年前修的，下雨就漏。家里小板凳不够，他自己身子一歪，坐到灶台前一堆树叶上。“日子过得不算富裕。”老乔给我们数了数今年的收入：
“小麦收了800斤，每斤能卖1.06元;玉米1000斤，每斤1元;再加上每亩地的种粮补贴115元，毛收入不到2000元。”
“实际落到手里的可少多了。一亩地种下来，种子40元、底肥180元、尿素150元、农药40元……除去这些，一年能落个1200元就算多的了，这还不算人工钱。”
老乔家总共8亩地，全家一年种粮纯收入还不到1万元。
不过，比起以前算是好多了，“以前一亩地就产四五百斤，再说现在也不用交公粮了，种地国家还给补贴。”
的确，国家近年来在农业方面投入巨大。以农田基础设施改造为例，延津在2010年启动南水北调渠首及沿线土地整治重大项目，计划在5年内完成全县50万亩中低产田的改造，其中95%的资金由国家承担，改造后亩均增产约150斤。
尽管如此，仍然难说农业发展已进入“最好的时光”。“农药、化肥价格比头几年都翻了一番了，粮食才涨了两三毛钱，追不上啊!”老乔说。
粮价上涨的空间有限，延津的许多基层干部寄希望于“利益补偿”机制。
“在计税面积里的耕地，每年每亩地农民能拿到110多块钱的补贴，这补贴能不能随着国家财政收入、农资价格上涨而上涨?”
“咱虽算产粮大县，可也是财政穷县，每年收入不到4个亿，跟东部粮食主销区的财力没法比。能不能每调出一吨粮食就给咱相应的补贴?”
“能不能在县级层面搞碳交易平台呢?咱把用不了的碳排放指标拿去交易，收益用于补贴农业生产发展。”
“加快让农业获得合理利润、让主产区财力逐步达到全国或全省平均水平”，延津干部群众的期待，获得了中央政策的呼应。
种蔬菜，“潜在收益”如何挖?
与种粮食相比，种蔬菜等高效农业的效益高出许多。
比如种黄瓜，一个占地一亩的棚，每隔一天能产黄瓜300斤，每斤1.5元，一年两季，收入在3万元以上。
“效益是高，可你不知道有多难!”王楼乡任庄村党支部书记任贺胜说。
“贷不到款最让人犯愁。种黄瓜得建日光温室大棚，一个112米长的棚，最便宜每米造价也在800元以上，每个棚至少9万元，要建上四五个就得四五十万元，都要贷款。要贷款只能三户联保，银行还不愿意贷给你。”
好不容易借钱盖起大棚，任贺胜又遇上了新难题。“经济作物可不比粮食，得精心伺候。刚开始种时没经验，棚上的膜只用了两层，温度不够高，赶上一场寒流，黄瓜全冻死了!”
“等到黄瓜熟了，又得发愁找买家。虽说现在搞了农超对接，但咱农民跟超市讲价还是没底气，啥时候收、多少钱收，都是人家说了算，你也不敢不卖，要不回头烂在棚里损失更大。”
尽管如此，延津的基层干部们对于高效农业仍充满热情。“一旦搞成了，增收效果很明显。再说难搞也不代表就搞不了，农村现在有一批不愿意进城、又有文化的农民，他们就是开发高效农业的‘潜力股’。”
“要是农民都去种菜了，谁来种粮呢?饭碗咋能牢牢端在自己手里?”我们有些担心。
“不会影响粮食安全。”县委副书记梁常运说，“县里正在搞的土地改造项目、荒地开发项目都能逐步提高全县粮食产量。”
“再说，咋可能农民都去种菜呢?咱县推广了几年，全县蔬菜、药材等高效农业种植也只有2万多亩。县里的思路是，不能全搞高效农业，因为留在农村的大多是老人和妇女，他们愿意种粮食，投入小、风险小;也不能不搞高效农业，这是实现农民增收非常好的增长点，还有潜力可挖。”
2013年，延津的目标是高效农业种植面积扩大到3万亩。
“现在主要的难点还是在资金，县级财政没有能力在项目配套、小额担保贷款贴息等农民最需要的方面给予更多的帮助。”梁常运说。
怎么种，“规模效益”从何来?
种粮食不挣钱，种蔬菜又种不来，干脆不种地了，把地租出去，一边拿租金，一边到外面去打工——在延津，一些农民就是这么做的。
在姜志岗的兴农种植专业合作社的办公室里，我们看到了一沓土地流转承包合同。
“租金：800元每年;租期：3年。”
2011年10月，姜志岗和同村另外4人组建了合作社，从村民手中流转了1000亩土地。“村民把地租给合作社，由合作社找人来种，每年从合作社收租金，年底还有200多元分红。”
“地租、人工、农资材料，成本可不低啊?”
“规模大了农资成本就降低了，而且种什么、怎么种都由我们说了算，一年下来收入能有个三四十万。”姜志岗说。
本以为这种能使双方受益的土地流转形式已大面积推广，可走了八九个村，发现远非如此，在村里问起土地流转能听到各种顾虑。
“农民没了土地，那不跟城里工人下岗一样啊?”
“把地租出去，要是不还咋办?”
“不种地，我在家除了带孩子没啥事干，年纪轻轻的天天在街上转，能好意思啊?”
土地流转后，人往哪“流”?
为解决流转土地农民的就业问题，延津在县城附近建了两个产业园区，6个乡镇建立了小型农民创业园，以吸纳就业。
虽然把农村富余劳力逐渐转向非农产业是个趋势，但完全实现仍需时间以及农民心态的转变。就我们观察，目前另一种模式更加普遍：农民加入合作社后，土地仍由本人耕种，但可享受合作社提供的供种、耕种、收割、收购等服务。
这显然更符合延津的实际，农民不离土，也能实现从传统向现代农业生产方式的转变。合作社是促成这种转变的重要原因。
延津全县345个行政村现有合作社397家，但仍未实现村村有社。缺乏好的领头人、缺乏足够的资金、政府扶持能力有限等成为障碍。
“政策和资金还应继续向合作社倾斜。”县委书记李刚说，“合作社具有带动效应，能解决农民一家一户解决不了的问题，是实现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桥梁。”
一周后，我们离开了延津。不久，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召开，“保供增收惠民生、改革创新添活力”，提出了一系列针对性强、含金量高的政策措施。10年后，延津的农民能否实现收入倍增?我们期待再到延津，感受国家政策扶持下农民生活的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