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生态自洽与新农村建设

　　乡村是农民聚族而居的地方，是传统农耕生活方式生存的空间，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母体和源头。作为一个重要载体，传统乡村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有着合乎地域资源环境条件的、“尊重、顺应和保护自然”的总体适应性逻辑，因此千万年来农民方能世代与自然和谐相处、共融共生并达至“生态自洽”。在社会向生态文明转型过程中，在自上而下推动新农村建设的进程中，注重对传统村落生态自洽现象的发现、保护和发扬，具有重要价值。

　　本文以河南平原和山区两类村庄为例探讨乡村自洽的逻辑，为新农村建设提供有益思考。

　　一、南村农业与生态自洽

　　南村作为豫东黄河流域一个普通村庄：地势平坦，土壤肥沃，人口稠密。因为“地上悬河”――黄河水的自流灌溉，村庄田野间干渠、支渠、毛渠等水渠纵横交错，形成了合理的自流灌溉区域和大小不一的众多水塘。南村村民有350户，1486口人，现有耕地2860亩，户均约8亩，人均耕地不到2亩。

　　一定地理资源局限下的人地矛盾表现突出，成为南村种养结合的多样化农业的决定性因素。由于传统生育观念较重，南村基本每户都有2个以上孩子，村庄“人多地少”的矛盾日愈突出。家庭承包责任制实行之后，村民的耕地小块而分散，难以形成规模经营。村里水利方便之处一般用来种植小麦、水稻、玉米和田藕，干旱之地则主要用来种植杂粮（芝麻、小豆、绿豆、黑豆等）、棉花等。诸多的几十处坑塘水面则用于养鱼、虾、螃蟹和泥鳅和坑藕。

　　此外，南村共有“张、耿、杨、范、付、周”等姓氏十余家，亲缘关系在村庄内呈细碎化分布，村里社会权威秩序需要很大的成本和损耗才能达成。在村里青壮年劳动力外出打工现实下，在村两委主导下，南村进行了长达8年的农民综合合作，也只是实现了在小农经济基础之上的多样化生态农业。

　　可见，南村农业多样性，自洽于村庄“人多地少”的基本矛盾与姓氏亲缘关系细碎化的社会结构。

　　二、罗村社戏与生态自洽

　　与南村不同，豫西罗村南依秦岭，北濒黄河，地处“小秦岭”山脚下，以前主要靠放牧砍柴、在山脚下开垦田地种植粮食和五谷杂粮为生；上世纪70-80年代从烟台引进苹果以来，果树业大力发展，当前全村以苹果种植为主要收入来源。罗村村民400余户，1700余口人，耕地面积3800余亩，山林地有近万亩，其户均、人均耕地和山林地均远远多于南村。

　　在千百年的历史中，村民们在山上放牧牛羊、在山下种植五谷杂粮，秋天割山草以堆绿肥，冬天把山上多余的树枝砍去烧柴。这种“靠山吃山”的生活生产方式，不但没有破坏山上景观，而且人、动物、植物、大山形成了共融共生的自洽状态，“大山养育着村民，而村民敬护着大山”。

　　罗村有个神话传说：春秋时期，晋文公由于宫廷政变在此休养生息，其大臣介子推为治其病“刮股奉君，誓不受封”，与其母烈义绵山。于是村民就和周围村庄一起结成十二社，在介子推刮股奉君的砥石峪土地堂里，将土地神和介子推像并排供奉，称介为山神，这就是“一庙二神”的来历。十二社“一庙二神”彰显的精神是“忠义”――以忠载道，以义载德。多年来村民们每年都要在春节期间和山神生日期间唱两回“社戏”。

　　由人（介子推）而成为神，神驻山中，村民尊重山神，必然会保护大山，因为他们懂得“没有山就没有社戏、没有社戏就没有罗村”。每年的社戏成为维系村民之间、村民与山地资源环境之间，与历史之间特殊关系的“仪式”和“符号”，成为他们表达自己对自然对祖先敬畏之心的有效途径。

　　三、乡村生态自洽与新农村建设

　　南村农业多样化和罗村社戏的综合性，清楚地展现了传统村庄在维系“天地人”微妙关系上具有的村庄生态自洽性特点：村民们通过多样化种养相结合和以民间信仰与人文地理生存条件的结合，来尊重、顺应和保护自然，让子孙繁衍延续下去。

　　如今，在很多人为“村落的终结”鼓而呼的时候，在很多地方不顾传统乡村与自然的自洽关系而强制推行“新社区建设”的时候，重新发掘传统乡村在乡村绵延的生态文化上的优秀传统，有着更为重要的现实意义。新农村建设，绝不能忽视村庄的内在自洽状态，忽视村庄可持续生存的内部逻辑，不能凭着一厢情愿和心血来潮期望在短期内实现“大规模运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