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13-03-08 | 来源：重庆日报 | 责编：
在巴南,各类产业合作社已达208个,规模化经营效果显著。
“今年,我们除了要保持规模外,还要尝试发展大棚育秧,这项新技术可以避免突然而来的低温造成的灾害。”近日,巴南区石龙镇大兴村回龙湾社,百多名村民聚集在张本国家中,聚精会神地听他作春耕动员和安排。
张本国是当地种粮大户,同时也是科超水稻专业合作社理事长。该合作社种了800余亩水稻,实行统一选种、育秧和收割,社员收入逐年增加。
在巴南,像科超这样的专业合作社有208个。得益于规模化经营,农业效益不断显现――去年,该区农民人均纯收入达9422元,同比增长14.2%,增幅位列主城九区第一。
老农张本国的30年
在外面兜了个圈,张本国回到老家石龙镇,安心种粮。
时间回溯:1982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确立,时年31岁的张本国终于有了自己的“责任田”。
但他很快发现,日子虽有好转,但致富却遥遥无期。一家人仅两三亩地,按当时的生产水平,亩产仅能满足基本口粮。
1984年,张本国外出打工,20多年间,先后辗转重庆、山西、海南等地,由于没有技术,每月工资最多1500元。
2007年,张本国偶然在电视上看到了《喜耕田的故事》,“还是农业有奔头!”他下定决心,第二年即回乡创业。
张本国参加了巴南区农委组织的培训,最大收获便是知道了“规模经营才能出效益”。当年,他便承包了280多亩地,注册了科超水稻专业合作社,组织当地农民规模种粮。
此后几年,合作社的规模扩大到800余亩,社员达160户、250多人,而张本国个人的种植规模也达到了210亩,成了不折不扣的种粮大户。去年,单凭种粮,张本国的收入就达10万元,这给了他更足的信心――改进技术于是被提上议事日程,便有了本文开头的一幕。
规模化经营效益明显
科超水稻专业合作社的经营模式较为灵活。“有的家中没有劳力,便以土地入股,合作社全程包办;有的则是半承包,自己出种子钱,合作社帮忙翻土、育秧,收成归自己。”张本国告诉记者。
大兴村村民杨胜秋,便采取了半承包的方式,家里十四五亩地,去年收获粮食1.5万斤。
靠着自己的机修手艺,杨胜秋还在村里的农机专业合作社找了份工作,每天工资120元――去年他干了约130天,拿到了约1.5万元工资。
工资,是合作社“反哺”农民的主要手段。张本国的本子上,详细记载着去年的工资发放情况。记者看到,最多的一天聘请了40个工人,全年发放工资超过16万元。
“正因为规模化经营的带动力强,这几年我们致力于提高农业生产组织化程度。”巴南区农委副主任王传华说,目前巴南已有208个农民专业合作社、36个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73个生产基地。
通过这样的农村合作经济组织,该区1/3以上农户的土地资源与市场形成了有效连接,促进了科学种植,提高了土地产出率。
去年,作为农业人口超过56万的大区――巴南农民人均纯收入达9422元,其中工资性收入和家庭经营性纯收入共占纯收入的87%以上,规模化经营的贡献显露无遗。
规模化经营走向纵深
“我们人均耕地只有1.3亩左右,不搞规模经营,哪来效益?”巴南区农委农经站站长熊祥华说,“目前,我们的90万亩耕地中,已有30万亩流转出来,规模经营度达23%,这是取得目前成绩的重要原因,也说明巴南的土地还有很大潜力。”
他表示,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鼓励和支持承包土地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流转,其中“家庭农场”的概念第一次出现在中央一号文件中。
巴南区农委副主任王传华认为,家庭农场,类似于种养大户的“升级版”,它的两个特点是“以家庭成员为主要劳动力”和“以农业收入为家庭主要收入来源”。
“中央释放的这个信号,坚定了我们继续推动规模化经营的决心。”王传华说,“农综开发必须跟上”。
“我们这里是丘陵,有些地方机器去不了,必须靠牛耕,这样一来效率就低了。”张本国坦言,“如果机耕道再宽一点,沟渠再完善一点,机器都可以去,那我个人种植的这200多亩地,完全可以实现由家里人来经营。”
“所以,下一步,我们一方面要继续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发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另一方面要加强水利等基础设施配套建设,推广农机应用,从而,推动规模化经营向纵深发展。”王传华说。（颜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