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农民专业合作构建社会化服务体系

　　段应碧：
　　农业的支持体系和服务体系是创新经营体制的重点。这里面有三种：一个是靠政府，公益性的服务就得要靠政府来干。第二，靠农民，发展专业合作。第三，靠企业，要把企业的积极性调动起来。
　　陈晓华：
　　十八大用了“四个化”，其中家庭这个层面，我理解重点是集约化和专业化。统一经营又要向农民的联合合作去转变，也就是十八大“四化”里面的后两个，组织化和社会化。这样来理解，能够把握好今后推动农业经营体制创新这项工作的重点。
　　韩俊：
　　大力发展农民的专业合作和股份合作。“合则一，一则多力，多力则强”。应把依法规范、加快发展农民新型合作组织作为创新农业生产经营体制的战略举措，切实按照“服务农民、进退自由、权利平等、管理民主”的要求，充分发挥合作社在组织农民、落实政策、对接市场等方面的作用。要加大对农民合作社的扶持力度，培育一大批运作比较规范、对农民带动示范作用比较强的合作社。三是发展多元化的社会服务体系。特别是要进一步放宽农村金融机构准入政策，重点引导各类资本到农村新型农村金融机构，主要为个体工商户、小型加工运销户、各类微型企业、规模种植养殖户、乡村经纪人、贫困人口等普通民众提供微型金融服务。
　　陈萌山：
　　让农民富裕起来，需要从农业全产业链上建立农民增收的长效机制。西方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表明，充分发挥农民合作社的作用，是提高农民在产业链中的利益分配比例、促进农民增收富裕的有效途径。通过大力扶持发展农民合作社，对生产要素进行优化配置和产业组织，实现大规模的分工、分业生产，把分散的农户家庭经营活动纳入农业全产业链，能够有效解决小农户与大生产、小生产与大市场的矛盾，最大限度地发挥整体效应和规模效应，使农民分享农业产业链发展的收益，获得社会平均利润率。丹麦、瑞典、芬兰等北欧国家的成功经验值得借鉴。这三个国家都是世界上人均收入很高的国家，现代化程度也很高，但农业在工业化、城镇化的进程中并没有凋敝，农民收入与城市居民收入的差距很小。我观察有两个原因，一是欧盟共同农业政策的保护；二是农户的生产规模小、组织化程度高。农业仍然以家庭生产经营为主，一般每个农户家庭拥有20~30公顷土地。农业组织化程度达到了很高的水平，通过合作社把农民紧密联系起来，使农民全面分享了农业全产业链的收益。合作社开办很多养殖业、加工业、流通业等，北欧很多涉农企业包括一些世界知名的跨国公司都是合作社兴办的，如全球最大的液态食品包装系统供应商瑞典利乐公司等。农民是一个或几个合作社的成员，是合作社所办企业的所有者，确保了收入能够随着工业化、城镇化发展而相应增长。
　　随着我国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推进，专业化的农民会逐渐减少。解决农民增收问题，需要前瞻考虑、系统谋划，让农业达到社会平均利润率，大力培养职业农民，吸引青年人进入农业、留在农村。合作社经济是调节工农、城乡关系的重要平衡器。目前我国有68.9万家农民专业合作社，只有5300万农户入社，还处在发展的初级阶段，大多数停留在生产上的合作，规模普遍较小，需要大力扶持，不断提升专业化水平。一要从政策上打开全产业链，降低合作社的准入门槛，使合作社参与整个产业链的发展。二要加大扶持力度，惠农政策要向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倾斜，着力提升合作社自身的实力和带动能力。三要推进合作社规范化建设。四要强化人才培养，把大力培养职业农民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作为基础性工作，打造合作社的领军人才，加大对合作社企业人才的培养和引进。
　　吴子申：
　　永业公司带领着一群人，带领着3.5万个网点共同奔波在如何帮农民富裕的道路上，同时求得我们自己的发展。尤其在今年中央1号文件发布之后，我们更是紧扣社会化服务体系经营创新。我们碰到的问题很多是有地没人种、有人没地种这样一个非常尴尬的局面。如何在发展中找到症结？社会化的信息不对称是直接的根源。因为这个根源导致了谁去服务它。服务同样是有一个社会化的服务，服务同样是有价值的，服务同样是产品。我们怎么样改变过去的政府包揽，转变成指条路，给个方向，让大家获得一些引导，值得探索。同时，我们也觉得这个过程背后蕴藏着非常大的机遇，比如如何去发展培训产业、服务产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