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农村土地流转政策应以“稳”为目标

　　 随着十八届三中全会临近，人们对各项改革的讨论渐趋热烈。近期，农村土地流转问题成为热点。股市中甚至出现了土地流转概念股，一些投资者冀望十八届三中全会将出台新的改革措施，加快农村土地流转，使从事农业、拥有农地的上市公司受益。

　　 对于农村土地流转，中央早就做出过相关规定，“允许农民以转包、出租、互换、转让、股份合作等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农 村中也早就有多种形式的土地流转，大多限制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内部。投资者显然不能满足于此，他们期盼农村土地能够更大范围、更大程度的流转，而不是局限 于集体内部，以便于资本的参与。这看起来合理，但如果不做好论证与配套措施，结果可能是有利于资本、无益于“三农”。

　　 农村土地流转的意义是促进农业规模经营，并将农村劳动力从土地中“解放”出来。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前，这个意义看起来非常重要，因而使土地流转显得很急 迫。那时，沿海地区普遍出现了“民工荒”，农民工工资在多年不变之后开始上涨；农村的劳动力成本也随之增长，导致农产品价格上涨，进而推动CPI增长率节节上升。面对这样的情况，很自然的想法就是农业要规模化经营，减少农业对劳动力的需求，既能使更多农民进城务工，也能提高农产品产量，抑制食品价格上涨。

　　 现在与那时的情况有所不同。中国经济的节奏开始改变，GDP增长率目标已经下调，就业增长也会随之减慢。在今后一段时间，我们面对的就业压力可能会大于 “民工荒”的压力。因此，现在不是那么急迫地需要农业和农村加快释放劳动力，相反，农村劳动力转移会放缓。因此，农业和农村容纳劳动力的能力不能下降太 快，这就要求农业规模化经营的步伐不能太快，规模经营应该“适度”，而不能“过度”。

　　 农村一直发挥着“就业蓄水池”的作用，经济增长快时加快释放劳动力，而经济增长较慢时则有农民工返乡。这使中国经济具有很大的弹性，不会因为增长率波动而 造成动荡。从这个角度看，虽然农村对中国经济增长的直接作用不大，但间接作用非常大。中国今后仍然需要农村这个“就业蓄水池”，需要农业有容纳大量就业的 能力，这比规模经营的意义更大。同时，也需要切实保障各地农民的合法权益与农地权益。

　　 很多农民工虽然在城市工作，但农村才是他们的家园，他们在工作不好找时会暂时返乡，而且也计划年龄大了之后回乡居住。土地是他们与家园之间的纽带。农村土地在集体内部流转，农民工进城时可以转包同乡耕种，返乡时则可以比较容易地收回自己耕种。

　　 如果资本参与到土地流转中，必然会要求与大批农民签订长期合同，那么，这些农民返乡时，难以收回自己的土地，就会无事可做，这也不利于农村的安定。让资本 参与以加快农村土地流转的潜在隐患不容忽视。需要在事前就论证清楚并找到解决方案，毕竟，在资本面前，农民是一个个零散的马铃薯，处于弱势。新的农村土地 流转政策应当以稳定农村为目标，而不应着眼于加快生产。